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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6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ⅩⅣ，1643－1715)主持制定颁布的民法(1667年)、刑法(1670年)、海事条例(1672年)、商事条例(1673年)和森林法令(1679年)。

但问题是，在改革导致诸多社会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对将要定型的社会关系又很难准确地预见和把握的情况下，超前立法果真能够代替经验立法作为立法的主导性思想吗？在这样的背景下，还有什么东西比以经验作为立法的基础更为可靠呢？总之，如何审视和对待经验主义的立法思想，是处理与改革关系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6]杨景宇的这个说法直白地揭示了改革时代立法所面临的困境。

虽然邓小平在1979年11月会见美国客人时发表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涉及经济体制改革根本性问题的谈话，[39]但他的这一思想如同暗夜中的灯火，当时尚没有成为全党和全社会的共识。已经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要继续实行，不能走回头路。[91]这样，由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的法律草案，对改革性内容的规定，都有一个前提和底线，即保证不出大的问题和避免引起过大的社会震荡。但为了帮助群众尽快脱贫致富，有一种意见主张，对矿产资源的开采要加大改革力度，少管多放，有水快流。立法与改革的上述辩证关系，作为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认识，笼统地抽象地说起来容易，但要在实践中具体运用，却是相当不易的。

如前所述，这个报告要求用法律明确应兴应革的事情，保障改革的秩序，这样才能形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新规范。[115]第二，立法以主动、进击的姿态结合改革、发展的需要。可以看出，制度层面内的各纠纷解决资源不同程度地进入了村民的视野，而且占据一定重要的位置，但是村民对制度层面的资源颇多负面的认识。

[20]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页189。就目前所见材料看来，在实施中，乡镇法律服务所基本形同虚设。[3]对中国基层纠纷解决的研究也具有同样的特征。村委解决了，当事人如果觉得不合理，不满意的，让调解主任写个字（调解意见，签上字），到镇上去找司法所。

我们的文章以探寻其中的主要趋势和特征为目的，所以以下的分析主要建立在所采访人群中具有代表性的叙述之上。大部分村民认为，打官司，一是钱，二是人。

但是实际的情况呢，老百姓知道一点点，你也知道一点点，甚至知道半点点。正因为如此，当被问及怎样处理矛盾和纠纷时，村民们经常提到要看严重到什么程度和要看什么样的矛盾。大事解决不了，只会往上推，村民认为他们不解决的主要原因是怕担责任。这样的对应关系当然会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干扰。

[10]那么，对于中国农村村民而言，纠纷解决的资源状况如何，其客观布局和被主观认识的程度如何，这些资源的可及性如何，这些资源的数量及质量如何？这样的纠纷解决资源状况又如何影响了村民的日常纠纷解决及其日常的生活？我们希图改变各种纠纷解决机构一直具有的社会控制的面目，而希望能改变视角，将这些途径和机构看作能为主体所认知的、选择的、可利用的服务和资源。有位村民补充说，有一位老人的钱不见了。日常的纠纷可能是琐碎的、具体的，却也是最真实的。这些资源也比较便利地得到。

村干部即使来了，也因为是小事，家务事难断而不认真处理。不仅是司法和政府的部门，就是村内的一些资源，很多人也认为其利用，或者说有效的利用需要以一定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为基础。

而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情况是不少见的。有村民直接指出当地的司法所很黑，很贪，处理事情要给他钱。

很多人指出，不和人打架，打不赢。我屋场里的人知道这回事了，谁敢到这个地方来搞点什么名堂，出不去。但是，在采访中我们没有发现被大家共同指认的绝对性的权威人物。  五、资源的可及性与利用 纠纷解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当纠纷主体面对多种可能性解决途径的时候，他们进行怎样的选择？比如为什么选择法律的途径而不是调解的途径？为什么选择普通邻里而不是选择村里公认的最有威望的人。从村民的叙述看来，大多数人对于法律和司法部门的印象也是疏离的。  三、纠纷解决资源：制度的层面 中国基层制度的建制虽然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别，其基本格局却具有相对的同一性。

而人们对不同纠纷解决方式的利用则受到社会地位、地区和性别的影响。村民委员会不是国家基层政权组织，也不是政府派出机构，而是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

[7]朱冬亮：当前农村土地纠纷及其解决方式，《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1期等。刘广安、李存捧：民间调解与权利保护，见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比较适合日常生活中最频繁发生的纠纷，而且这些资源的利用结果在村民看来不伤和气。梁治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

有位村民解释当地没有人打过官司时，明确地表示，这不是因为当地的人好，而是经济条件很差，打官司要钱，没钱就不打官司。这种重要性还体现在很多村民意识到，这些机构说了算数。在以上的资源之外，很多村民指出，我现在很多事靠自己。法院也是这么想的，你这个小事，也不能给我多少钱，我也不马上给你解决。

登记人口大约有二千多，分成二十四个组，每组约一百人左右。[26]Anselm．Strauss，Mirrors and Masks：the Search for Identity，Glencoe，IL：Free Press，1959． [27]samuel L Popkin，The Rational Peda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作者利用大量资料证明农民决定和行为的理性。

[21]梁治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载王铭铭、王斯福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见前注[15]，页 [22]Robert．C．Ellickson，Order Without Law：How Neighbors Settle Disput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23] Dean G．Pruitt and Jeffrey Z．Rubin。其次，我们突出的是普通村民。

利益可能是实质性的，也可能是精神性的。比如，通过对美国加州一个牧区百姓纠纷解决的考查，Ellickson认为该地区百姓之所以选择非法律途径解决纠纷，是利益最大化的体现。

其二，在这样的社会控制的理念下，普通村民自然成为治理、管理或者保护的对象，而不能成为纠纷解决的主体。此外，当然包括费用在内的可行性因素的考虑，对双方实力的衡量，以及对纠纷解决者，即第三方的信任等也起到重要的作用。村里有一位曾经从事法律工作的老人说，邻村一位村民，儿子与人斗殴被抓进了派出所，媳妇行动不便，这位村民在儿子被抓的当晚就背了他媳妇到他这里来咨询怎样打官司。尽管学界对当代中国各调解机构有不同的分类，[15]就制度层面而言，与农村纠纷最相关的调解机关是乡镇法律服务所。

比如各纠纷解决资源的有效性和成功性。这样的认识极大地限制了村民对该资源的选择利用。

随着村民与外界接触的增加，小家庭的衍生，市场经济模式下个人精神的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这些资源的不确定性增加。问题解决不了，就拖，拖到严重了，就有人来管。

面对特定的纠纷，纠纷主体，或者说村民，在选择特定纠纷解决资源进行解决时，显然是要建立关于纠纷解决资源的分类和对所面对纠纷的分类的对应关系的，这种分类在选择中是起到重要作用的。这种认识的对或错是其次的，我们想指出的是，这位村民对不同资源的认识，直接决定了他对特定资源的选择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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